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双碳的新提法，也为煤炭工业指明了一条路。

白色羊毛经济是指遵守市场规则，以降低购物成本、提高消费者效用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其四，新节俭主义的消费文化促进了羊毛经济的繁荣发展。

刷单、假用户制造的虚假数据、投机买卖中形成的无法真实反映供求关系的价格，影响了企业对于市场的判断，阻碍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在下游，大量薅羊毛QQ群、微信群涌现，开展领券、刷单、组团砍价等薅羊毛活动。职业羊毛党抢占他人财富与资源的行为难以带来社会财富的增长，对社会来说是无效劳动，没有创造价值。羊毛经济：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现象 经济术语剪羊毛，指的是利用乃至操纵经济波动过程中的机会，以达到获取经济利益、实现政治图谋的目的。一方面，电子商务突破了传统商品交易中地理空间的局限，网络空间用户皆为潜在用户。

此外，社交电商的出现又进一步催化了羊毛经济。如今，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获客成本越来越高，平台商家的营销手段也越来越复杂，这为羊毛党提供了更大的投机空间，使其逐步呈现出职业化、团队化、跨国化特征，形成了分工明确、手段专业的薅羊毛黑灰色产业链，从而使薅羊毛从个体投机行为演化成群体行为。为了实现地方防控金融风险、承担主体责任的目标，地方就会把财政和金融统归一起，把地方国有企业平台机构和财政绑到一起，统筹使用财力。

从过去以增长目标为主的阶段转向增长目标、民生目标、安全目标等多目标阶段，并且提出这些目标，并没有明确的先后顺序和分层分类的轻重缓急排序，实际部门往往是各自齐头并进地推进，这就意味着政策越来越多元化。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有社会、生态环保的问题。分解谬误就是，不该分解的系统性任务被分解了，有的分解到各个部门、各个地方，有的分解到各个时间段。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的主题也为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出台运动式政策提供了合法性，结果持久战打成了突击战。

三、构建政策协同的生成机制 条块关系的政策协同。新发展阶段追求很多目标，如更高效率、更加公平、更加美丽，能否顺利实现，依赖社会转型，但社会转型没有跟上。

政策出台时要少一点想当然，多一点不确定性，对政策多做风险评估，可能就会避免很多不该发生的事情。绿色转型如何避免运动式，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治理层面的问题。于是地方只能想方设法筹资，甚至违规融资举债，导致出现隐性债。如果地方受财力约束，其政策执行打折扣，地方就会受到问责。

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主要改变了计划经济，但过去不仅仅是计划经济，而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有一个计划社会。教科文卫体的微观基础很多是事业单位，涉及几千万人，是知识密集型的一个群体。有人调侃是上面千把刀，底下一颗头，就像前面讲的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迄今为止，计划社会体制并没有进行真正的大改革，目前遇到的很多问题是计划社会体制带来的问题，而不是计划经济的问题。

现在由于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实际上很多非财政部门出台的政策都要求地方政府增加支出，都在给未来的财政增加很多潜在支出。增长只是规模做大的数量概念。

条条之间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关系，就是事和钱的关系。如果过度追求指标化就有点类似过去的计划指标，目标很多，政策也很多，每个指标都要考核，一项没做好就被否决。

一、目标多元、政策多元的新阶段与多元政策的体制基础不健全间的矛盾 中国进入目标多元、政策多元的新发展阶段。二、避免政策的合成谬误分解谬误和工程化的思维倾向 在现在的多元目标下，政策刚性化考核容易导致追求极端化、短期化、指标化。因此，在宏观环境不确定的条件下，需要为政策留有更多余地和弹性，政策考核方向是引导而不应过分追求指标化。教育、医疗、就业等许多民生问题难以通过政策方式来解决，根源就在于此。但如果把社会目标、社会政策、社会问题的解决当成工程去实施，进行指标化分解，一个个分得越细，这不仅不会带来确定性，反而增加了不确定性。追求高质量发展不是某一方面、某一领域、某一区域，而是一个整体的、全方位的、长期的高质量发展。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要把地方当作一级治理主体来看，赋予治理上的自主决策权。在事业单位体制里发挥人员创造性，释放创造性还有困难。

而从经济转型和绿色转型来看，绿色转型冲在前面，经济转型落在后面。由于经济社会问题有很多不确定性以及信息不对称性，随着时间的推移，难以完全充分地预见可能的变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预留一点模糊地带。

在严格的问责机制下，地方政府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依据，需要等文件、指示或者通知，否则就可能被判定为变通打折扣或乱作为，这种越来越大的岗位责任风险不由自主地导致地方政府的创造性行为全面收缩，而极端化、机械性的行为反而多了，不像过去那么有活力了。从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来看，经济转型在前面，社会转型在后面。

进入 刘尚希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策协同 。过多过细的任务分解，本以为可以更好地明确责任，迫使压力变成动力，但实际上压力没有变成动力，反而造成了整体无序。党中央文件一直呼吁给予地方更大自主权和治理权，但现在条条的文件把地方的自主权给削弱了，动不动就是一票否决，任何一个部门都对地方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不仅综合经济部门制定和实施的经济政策、市场监管政策，而且教育部门、科技部门、卫健部门、环境部门、宣传部门、网信部门等其他部门出台的非经济类政策和社会监管政策，对经济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

社会耦合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精准耦合，而是一种模糊耦合，故要允许存在模糊耦合，否则会适得其反。在这种情况下，政策的实施方式带来了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

这三个转型的不匹配导致了现在的多元目标、多元政策体制基础缺失。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框架都已经搭好了，但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其实有很多问题，比如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社会体制还需要突破性改革。

从深层次来看，这与工程化的思维倾向直接相关。条条之间的协同首先是经济部门和非经济部门的政策协同。

因此，各个部门出台政策应该有事前评估，要算未来财政支出的账，跟未来的财政能力匹配，形成一盘棋纳入未来预算统筹考虑。在大的国家战略、大政方针上，地方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转化落实，而不是机械地、教条式地照搬中央政策。地方政府难以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政策上的过度指标化还导致了地方缺乏必要的因地制宜的政策创新空间。

比如减污降碳问题，如果五年一考核，地方有些弹性空间，来得及做必要的准备，企业也就有了明确的预期，知道应该如何转变调整。政府转型需要进一步跟上发展转型的整体要求。

其三，政府转型和发展转型不匹配。如果很多政策出台没有考虑未来预算约束的条件，要么到时候做不到，要么地方财政乱套，增加财政压力，这是高质量发展需要考虑的重大风险问题。

如果都有大局意识，条条之间的协调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计划社会体制遗留下来的事业单位体制基本框架没变。